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 McGann)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他所领导的智库和市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自2006年开始，每年都会出一份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去年《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公布之际，詹姆斯·麦克甘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采访。今年，他再次来沪。这次，他负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一同举办了一场名为“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的国际研讨会。6月24日下午，詹姆斯·麦克甘在下榻酒店的大堂再度接受了《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采访。谈及在一年前的采访中，他把中国智库比作“黑洞”，詹姆斯·麦克甘对此依然记忆犹新。一年过去了，他说，中国智库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对外界来说，依然是个谜。   

中国开始强调智库的重要性   

　　上海经济评论：你发布《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报告》时曾接受我们的采访。当时，你表示，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今天，你认为这个现象有什么变化？   

　　詹姆斯·麦克甘：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开始强调中国智库在国内外的重要性。因此，中国智库开始引起公众更广泛的注意。但是我认为，对大多数国家的人们来说，中国智库依然是一个谜。我们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关于它们的信息。但这个情况已经得到改善，至少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如何提升智库的公众影响力了。   

　　上海经济评论：现任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任务，这是与我们去年讨论智库时最不同的一点，谈谈你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   

　　詹姆斯·麦克甘：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官方和半官方智库了。它们的资金都来自于各大部委。我认为它们应该更加以政策为导向，更加创新，更加有效地制定政策以帮助中国深化改革和应对挑战。但这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扶持那些真正独立的智库，并增加合作型智库、行业智库等等其他形式的智库。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和机遇，中国智库必须有创新的理念和各种理念的碰撞交锋。我想这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提倡的。如果智库所提出的建议不能帮助中国应对现有的挑战，中国的智库不够多元化或者创新的话，那么政府就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建议。所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中国智库来说非常关键。   

　　上海经济评论：你还曾说过中国真正的独立智库只有一两家，大多数的大学智库都过分学术化，远离政策决定者每日要面临的问题。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詹姆斯·麦克甘：中国主要的智库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官方智库或者是由一个或多个部委资助的半官方智库，很少有以政策为导向的，或者隶属于大学的智库。在中国，独立智库的数量只占所有智库的不到5%。而在日本和韩国，他们有合作型智库或行业智库，这些智库是他们本国的一些大公司或者工商业部门成立的。   

智库内部需要竞争和创新   

　　上海经济评论：在这次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排名里，就数量而言，中国智库排名第二，但中国智库排名前列的现象很少。似乎中国智库这种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落差仍未得到改善？   

　　詹姆斯·麦克甘：因为智库内部缺乏竞争和创新。我在大学教授“研究方法”这门课，所以谈到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如在获得数据，复制一项社会科学研究，并让这些研究结果接受检验和质询方面，这些用于生物学等学科的科学标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改变的。此外，学者之间应该增进沟通和交流。还有，中国智库如果要扩大影响力，他们的网站就必须使用双语或多语种。我发现这个现象目前有所改善。此外，网站不容易找到，网页打开很慢都会阻碍中国智库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没有智库能成为中国的布鲁金斯。   

　　上海经济评论：这次，你认为中国智库的整体表现有什么不同？   

　　詹姆斯·麦克甘：我认为外界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智库了，有些名次上升了，有些下降了。过去人们可能只知道一两家中国智库的名字，但是在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智库之后，他们会说也许这些并不是顶级的智库，但规模并不是决定智库质量和影响力的唯一因素。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的智库在哪些领域是有优势的？   

　　詹姆斯·麦克甘：我认为是在社会发展领域。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与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有关。中国正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型，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型，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和政府招商引资策略将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制药、医疗行业转型时，就需要全面而谨慎地分析和思考来如何转型。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智库无论是数量还是排名依然是表现最好的。为此，你甚至还罗列了非美版本的智库排名。类似旋转门的机制，不单是美国，其他国家甚至中国也有，哪些因素使得美国智库整体表现依然蓬勃？   

　　詹姆斯·麦克甘：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中国的智库不同，美国的智库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有名。亚洲、拉美和非洲智库的专家都知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但他们并不太了解中国的顶级智库。美国的智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有很强的品牌影响力。他们依靠严谨和独立维护品牌形象并保证研究质量，所以他们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信任布鲁金斯所做的研究。看一下数据库，你会发现，95%的美国智库是独立的，他们与个人合作，接受私有基金资助，他们几乎不接受政府的任何资助。这点和中国很不同。尽管美国智库不隶属于政府，但它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依赖独立于政府的专家来反对官僚，这些专家寻求真正独立的观点，这已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之中。我举两个例子：如果你看一下“9·11”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来自于智库。所以当美国面临重大问题时，美国公众、国会和总统会求助于由智库成员构成的独立的委员会。还有一个例子，在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交替之际金融危机刚好席卷美国，我认为奥巴马上任后美国能够对金融危机作出有效反应是因为他在上任前广泛咨询了智库和学者，比如拉里·萨默斯等。当他1月份上任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和措施。这不是为了某一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从根本上帮助美国经济复苏并符合大众的利益。   

　　上海经济评论：在中国，强势智库大多是那些政府背景相对较深厚的机构，比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等，那么民间智库、小型智库的出路在哪里？   

　　詹姆斯·麦克甘：这些智库没有资金，也没有渠道获得数据，甚至连大学也很难获得用于研究的数据。如果要成为有效的、有益的智库，比获得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得数据。对于中国来说，不出资建立大量独立智库或者不扶持高校做研究是一种短视行为。另一个问题是，即便有了数据，这些数据是否可信？这在社科领域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你不相信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你也就不会相信统计或研究这些数据的机构。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