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
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不但在其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也为当代哲学中某些重大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马克思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这就使他们既看不到马克思的批判意识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很容易在当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面前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可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关注这段历史，以便对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获得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众所周知，早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与费尔巴哈所倡导的单纯的宗教批判不同，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主要是沿着政治观念和法的观念而展开的，而且他把批判的触须深入到这些观念的支援意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去了，并明确地提出，“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aus der Welt der Gedanken in der wirkliche Welt herabzusteigen）[2]是这一批判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观念来展开的。
思想统治着世界
人是有思想、有观念的存在物，而人的行动总是在自己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展开的，尤其在生产劳动中，人是先有预定的目的，甚至有具体的草图，再去从事实际活动的。正是这类处处可以见到的表面现象使哲学家们陷入幻觉，以为思想和观念统治着世界。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段被删去的文字中所表达的：“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提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3]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肯定思想统治着世界这一点上，不同民族的唯心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当然，比较起来，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在肯定并论证思想统治着世界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哲学家更引人注目，因为“按照黑格尔的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4] 而当时的德国哲学家，尤其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在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老年黑格尔主义者认为，任何东西，只要被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变得明白易懂了；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以“批判”或“批判的批判”自居，或者用宗教的观念取代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而另一派则认为它是合法的而加以赞赏。”[5]
我们发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逻辑推论如下：既然思想统治着世界，那么改造旧世界的活动就必定会转化为批判旧思想、旧观念的活动。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被摒弃了，旧世界也就被改造得焕然一新了。总之，一切活动都是在大脑中进行的，马克思辛辣地嘲讽了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如说，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统计学给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6] 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变化并不等于现实的变化，因为思想和观念不但不可能统治世界，恰恰相反，倒是世界的实际情况决定着思想、观念的形成、变化和发展。
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从逻辑在先的角度看，意识、思想和观念都不是原初性的实事，而真正的原初性的实事是：人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得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又会不断地得到扩展和延伸，这是第二个方面。与此同时，人类种族要繁衍下去，人的生产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第三个方面。而人的生产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地被复制出来，这是第四个方面。马克思认为，“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9]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这里并不是说，前面四个方面的活动都可以脱离意识而进行。实际上，意识、思想和观念是与人们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及语言交流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内涵及其变化正是由这些基础性的活动，即生活的生产所决定的。当生活的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出现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于是，精神劳动，即自觉的意识活动开始被人们，尤其是哲学家们误认作完全可以与现实生活相分离的独立的存在物。
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把意识独立化并夸大为统治世界的力量的错误观点，明确表示：意识只不过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 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意识和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是指它们没有独立的历史，独立的发展，因为它们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射和回声”罢了。尽管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的概念，但他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1]
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思告诫我们，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一切形式和产物都是不可能用单纯精神上的批判来加以消灭的，只有推翻它们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最终消灭它们。“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2]通过上面的论述，马克思从根本上粉碎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制造的关于“思想统治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
观念支配着历史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思想不仅统治着当下的现实生活，也支配着整个人类历史。正如马克思批评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在德国历史编纂学看来，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13] 弥漫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错误观念上：
其一，附带论。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代人作为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历史的现实基础。然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14] 所谓“附带论”就是把这一现实基础挂在思想和思想史的“腰带”上，只是思想和思想史需要时，才把它作为例证或个案加以援引。毋庸置疑，正是这种附带论，把真实的历史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辛辣地嘲讽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堂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15] 这段话充分表明，附带论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颠倒为决定论，即历史正是由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构成的现实基础所决定的。假如人们忽略这一现实基础，不但不可能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也会在行动上犯堂吉诃德式的错误。
其二，元首论。马克思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总是把元首，即国家的政治领袖理解为历史的创造者或推进者。这种错误观念在史学界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当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生政变后，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和法国经济学家蒲鲁东分别出版了以这次政变为题材的著作。前者把政变描绘成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认为它完全是波拿巴个人的暴力行为。当他这样做时，他的动机是把波拿巴写成小人和罪人，但实际上却把他夸大为创造历史的巨人和伟人；后者试图把政变描绘成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描绘却不知不觉地蜕变为对政变者行为的辩护。与雨果和蒲鲁东所持的“元首论”不同，马克思表示：“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6] 显然，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了隐藏在政变深处的动因——经济关系与阶级利益，而雨果和蒲鲁东则始终停留在对元首的历史作用的惊叹上。
其三，目的论。马克思在批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布.鲍威尔的历史目的论时曾经写道：“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17]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人都在前面的世代遗留下来的条件的基础上从事自己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努力改变以前的条件。然而，在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中，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好像后一个历史时期乃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列的人物’（如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到的抽象。”[18] 乍看起来，这种目的论试图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一旦倒因为果，即把后续历史发展的结果作为目的引入到对前面的历史活动的动因的解释中去，历史就完全变质了，因为前面的历史活动本来在其发展中具有多种可能性，现在却被限定在作为其目的的后续历史结果的单一性中了。于是，活生生的历史消失了，历史哲学成了唯心主义的史学家们手中玩弄的魔方。
总之，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所坚持的观念支配着历史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看来，归根到底，这种见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历史哲学理论中的表现。事实上，马克思早已发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9] 而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必定会使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他们把编造这个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手段，因而这部分人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0] 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关于思想统治着现实、观念支配着历史的见解之所以在当时的德国成了主导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本来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语言主宰着生活
马克思认为，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为什么？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21]
毋庸置疑，与实证科学比较起来，哲学使用的语言是远为抽象的。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就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包括最普遍、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如存在、虚无、变化、本质、实存等）认识世界、规范世界的一门学科。由于哲学语言的高度抽象性，它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环节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哲学家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幻觉，即哲学语言完全拥有自己的独立性。事实上，只要哲学家们停留在这样的幻觉中，他们的研究活动就会远离日常生活，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失去自己的意义，因为它们包含的只可能是诡辩和幻想。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吗？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22] 显然，马克思也拥有与休谟类似的见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他告诉我们：“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3]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已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的经院哲学是荒谬的。所以，当马克思强调，对于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时，也就等于批评他们的哲学研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意义。
那么，对于哲学家们说来，究竟有没有可能从抽象的、独立的语言世界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可能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4] 然而，这种“还原”究竟以何种方式得以实行呢？马克思认为，这需要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起源做一个深入的考察。
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1880）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瓦格纳试图单纯从理论活动出发去解释人对自然关系的做法，强调这一关系首先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即人是在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过程中创造出日常语言的，而这种语言起初表现为人对生产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种取用物的命名。“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经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25] 也就是说，人们最初只是出于生存的目的来命名这些对自己有用的物，随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发生，随着各门学科的兴起、分离与独立，日常语言不断地向各个专门的学科领域中渗透，语词的含义变得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复杂，从而与它们原初的含义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如前所述，在哲学研究中，哲学家们为了探索普遍的、抽象的真理，他们赋予语词以更远离日常生活的含义。于是，无论是哲学家们，还是哲学或形而上学，都在这种自以为独立的、远离日常生活的语言的引导下步入了思维的误区，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就是如此，它像泡沫一样飘浮在表面上，一掬取出来就破灭了。但是在表面上立刻又出来一个新的泡沫。有些人一直热心掬取泡沫，而另一些人不去在深处寻找现象的原因，却自作聪明有，嘲笑前一些人白费力气。”[26] 只要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语言仍然是脱离日常生活的，那么，它们就会把这些“泡沫”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从哲学语言的用法退回到日常语言的用法中去，哲学才能获得新生。马克思的这一深刻的见解在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在《哲学研究》（1953）中，维特根斯坦表示：“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且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必须经常这样问问自己：这些词在作为它们的发源地的语言中是否真的这样使用——我们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27] 维氏之所以主张“要把词从它们的形而上学用法带回到它们的日常用法上来”，因为人们在形而上学或哲学研究中对语言的使用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导致形而上学或哲学研究中各种虚假的问题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在哲学语言的误导下，哲学家们就像飞进捕蝇瓶的苍蝇，再也找不到飞出来的路径了。所以，维氏不无幽默地写道：“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给苍蝇指出一条飞出捕蝇瓶的途径。”[28] 有趣的是，尽管维氏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他的许多见解与马克思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马克思对哲学语言秘密的揭露更多地指向以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维氏则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反思了哲学语言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启示我们，意识、思想、观念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力量，归根到底，它们源于现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9]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等于获得了解开任何意识、思想和观念秘密的钥匙；另一方面，它启示我们，由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所以必须认真地反思和检查哲学语言，特别要关注语词在哲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用法及含义上的差异，从而退回到现实生活中，使哲学思维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重新获得新的生机。要言之，只有深入到思想、历史和语言的层次上，唯心主义历史观才能得到彻底的清除，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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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注①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注①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 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页。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0－10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22]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页。
[26]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27]《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8]《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