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2012年第1期

如何建构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这是多年来困扰理论界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以“物质生产实践与唯物辩证法——剩余劳动与社会关系结构——资本权力结构及其内在否定性——社会主义与人的解放”作为基本逻辑主线，建立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架构。

　　一、世界观前提：以实践为基点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继承，寻求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路径。为此必须寻求一种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这又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之前的既往哲学的批判来发现。

　　西方的既往哲学是个人主义文化的理论表现。旧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同时并存的“个体性”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在本体论上，它无法说明客体的运动如何从“此刻状态”过渡到下一个“此刻状态”，最后导致把运动理解为无穷个静止状态的总和，此即古希腊芝诺提出的“飞矢不动”悖论，和柏格森悖论：“宇宙从这一刻开始消失、而后来又突然重新出现了。”。在认识论上，它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理解为“原像”与“镜像”的直观关系，而人类主体永远处于“镜像”之中，从而根本不可能判断二者之间是否一致，由此导致了不可知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同样面临重重危机。它把世界归结为永恒的宇宙精神或个体精神，而把物质世界理解为精神世界的体现或产物。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然而由于“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从而使这种“精神产生物质”的过程说到底都是神学创世说的各种变相形式，把物质世界理解为精神的产物，因此一切唯心主义都陷入到神学独断论困境中。

　　因此，而产生上述理论困境的共同原因是：旧哲学只看到主体精神和客观事物，而没有看到：正是在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活生生的客观物质过程——这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的基本含义。物质生产实践不仅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和桥梁，它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主体通过改变客体而表达与实现自身的存在，客体也通过改变主体来表达与实现自身的存在，即彼此实现“对象性存在”。因而实践是世界物质性的不可怀疑的确证。

　　由于实践向外界开放的存在，因而必然确证了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物质存在性。实践过程就是不断地从广度与深度上把实践外的物质融入实践自身的过程。那种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成是否认实践外的物质客观存在的“实践本体论”观点，是完全缺乏逻辑根据的。马克思清楚地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

　　以实践为基点的唯物主义与以直观想像为基点的旧唯物主义，形成了具有根本区别的世界观：

　　第一，旧唯物主义由主体通过直观想象，直接设定客观物质存在，必然把世界看成作为直观对象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以实践本身确证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必然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实践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过程：各方通过另一方来实现其“对象性存在”。封闭于物质自身的“自我存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宇宙一切事物正是通过这种“对象性存在”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内在联系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自然辩证法由此成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旧唯物主义由主体直接设定的客观物质存在，只能把事物视为亘古就有的先验的存在物，而不能解释它的性质及其规律的来源，由此无可避免地陷入神学泥潭。而以事物之间内在联系过程作为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性过程，则把事物性质及其规律看成是则这种内在联系过程所生成的产物，使其得到发生学的解释，彻底地排除了神学解释。每一阶段所产生的事物只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横断面。因此组成世界的最基本单元是“物质元过程”，而不是静态物质“砖块”。

　　以活生生的实践为基点，必然导致辩证唯物主义，它能成功克服旧唯物主义面临的种种悖论。在本体论上，它认为组成物质运动的基本单元是某一内在联系层次上的“元过程”，由此克服了旧唯物主义面临的“本体论悖论”。在认识论上，它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脱离一切他物的“物自体”及其规律，而是该物在与他物内在联系中表达的“对象性存在”，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事物在各种可能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他物身上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形态，由此克服认识论悖论。在方法论上，它要求我们把事物放在它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实践过程中，具体地分析与其相关的内在联系，由此得到该事物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因此，“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二、理论主线：剩余劳动与历史唯物主义

　　以实践为基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把人类实践作为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而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结果正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主线。

　　社会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权力结构及其来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西方主导理论是“社会契约论”。费尔巴哈用“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来取代“权力让渡”来解释宗教神权的来源，可以说是德国版的社会契约论。马克思早年用“劳动异化”来解释支配人自身的权力的来源，迈开了走向唯物史观的第一步。后来他看到了人的本质的异化说的缺点，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来说明。”而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则是说明这种“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理论武器。因此，正是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获得了明确具体的科学的表现形态。

　　首先，正是剩余劳动才使人类脱离动物界，从自然力量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拥有了与动物界不同的生存意义——不再仅仅是物种的延续，而是超越生存需要的自由发展。其次，正是剩余劳动价值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的内在联系。剩余劳动是用生命生产社会中他人生命的社会过程：因为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劳动者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也用生命生产社会中他人生命：劳动者消耗的生命凝结在产品中形成劳动价值，通过消费过程而转化为他人的生命。在非市场交换条件下，这种作为“用生命生产生命”的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也是存在的，它现实地编织着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掩藏在产品内部而不能获得显在的表现形态。因此正是剩余劳动成为社会中人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纽带。

　　正因如此，作为人与人之间内在联系的剩余劳动价值成为人与人间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来源。剩余劳动本来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自由，然而其一旦出现之后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物，由此形成了组织剩余劳动的生产、分配、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关系结构，人类处于这种由“自由的剩余劳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必然力量的制约之下。因此，一切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上是对剩余劳动的处理机制，即处理剩余劳动的生产、分配、占有与使用的社会权力结构。不同的处理机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决定着上层建筑，即决定着社会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而这些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结构本身也必然在剩余劳动的滋养下才能维系与运行，因而根本上由剩余劳动转化而来。因此，剩余劳动成为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的来源。由此可以得到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深刻理解。

　　等级制按照等级分配剩余劳动，导致社会系统的自我分裂为劳动者阶级与等级制集团的对立。由此产生了等级制社会的基本规律：被剥夺了剩余劳动的物质生产系统总体上处于维持生存的简单再生产状态，由此造成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被占有的剩余劳动全部被用于等级制度的再生产，用于维系有组织的暴力系统，不断再生产等级制物质符号系统；等级制权力系统具有必然的自发扩张趋势，导致社会生产系统不堪重负，一旦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系，从而形成改朝换代的“周期律”。

　　在市场交换中，作为社会关系的劳动价值便脱离了其具体的使用价值形态，以作为“价值的一般形式”的货币（严格意义上说，指金本位的货币，它不同于作为分割劳动价值权证的现代主权货币）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市场权力。资本主义不再将剩余劳动主要用于等级制权力系统的再生产，而是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物质生产系统以实现增值，由此形成推动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述“货币的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它们乃是劳动价值在社会关系上的展现。仅在《资本论》第1至3卷中就至少有19页之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分割市场权力以支配社会劳动的经济权力体系。

　　私人资本作为一种市场权力支配生产要素，形成了生产系统的自我分裂——占有剩余价值因而拥有市场权力的资本家，以及受到资本权力支配的劳动者。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处于生产关系下的人，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资本权力、货币权力，通过形式上“自由与平等”程序而建立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本质上是社会资本权力结构的反映。因此上层建筑的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剩余劳动及其生产、根本与使用的社会结构。

　　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剩余劳动的数量与其具体形态，从而决定了各种可能的生产、分配、占有与使用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生产关系结构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也受到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与文化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由此产生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实质。

　　人类社会发展史不是地球上各个独立封闭社会的发展史。一个封闭于一定条件下的社会，一旦生成与其环境相适应的状态，便趋于停滞。而已经生成的社会一旦向外开放，处于新的相互作用条件下将产生出新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构成了社会发展永无止境，社会的发展道路也无限多样。

　　三、理论重心：资本动力及其危机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变革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心。如果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利益”为核心，凯恩斯经济学以“再生产流程”为核心，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市场权力关系”为核心。剩余价值勾通了人与人之间的通过社会劳动建立的“用生命生产社会中他人生命”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一旦脱离其具体的使用价值形态而用货币形态表现出来，便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权力——支配生产要素的市场权力。这种市场权力一旦投入到再生产流程中追求价值增值，便形成资本权力，它是一种不断放大与增长的市场权力。

　　产品交换是市场权力的等量交换。而资本则构成市场权力的放大器：它用可变资本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获得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与使用权。通过生产过程而最终占有劳动力生产的全部劳动价值。市场权力由此被放大了，剩余价值率便是其权力放大率。而要获得这种权力放大，必须使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从而不得出卖劳动力，这是资本这部权力放大器能够运行的根本条件。资本家投入的不变资本（生产资料）乃是资本的“市场权力放大器”的物质构造，而可变资本购买的劳动力成为被放大的权力的来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基本的结构，正是无数竞争着的“市场权力放大器”所形成的结构。这些私人掌握的资本权力追求自身膨胀的过程，既形成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也形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构成了对资本自身的内在否定，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

　　首先，资本扩张既包括增加劳动总量而形成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包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导致资本的有机过程不断提高。资本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处于只能维持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状态。由此造成导致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的“经济悖论”。而资本对“自然力”的不断榨取造成了导致生态危机的“生态悖论”，资本对“人的劳动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不断榨取造成了“人的发展悖论”：使人沦为生产机器与消费机器。这种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除非不断生产新的扩张空间。而每生产出新的扩张空间又使资本扩张悖论面临新的形态，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将自我否定乃至灭亡的历史命运。《资本论》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了这种历史命运。

　　上述资本逻辑是通过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的。从产权结构来说，资本追求扩张的过程乃是从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而垄断又导致产权的股份化、分散化和大众化，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产业结构上说，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产业资本要求平等地分割社会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从而形成了利润平均化趋势，产品的生产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同时，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地主所掌握的权力也要求分割社会的总剩余价值，形成了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它们一步步地造成产品的市场价格对其价值的不断偏离。马克思正是通过社会商品的总价格体系对于总价值体系的一步步的非均衡性偏离（不能通过价格平均化而消除的偏离）来透视市场经济的权力结构的，正如物理学家通过由白光穿过原子所形成的光谱来分析出原子内部结构一样。

　　资本扩张逻辑产生了相应的劳动力系统再生产规律（人口规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导致的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不断生成过剩劳动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扩张与萎缩，导致资本在不断吸收劳动力同时也不断将劳动力抛入失业大军。“因此，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的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与此同时，这也导致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最终承受者，从而成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的执行者，即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四、理论目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探寻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目的寻找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使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解放。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与归宿。发展到今天，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它必须不断开拓与生产新的扩张空间，以转嫁与缓解其资本扩张悖论。由此必然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产生了国际资本权力体系，由此发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这个权力体系中的某一环节。而后发展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资本内在矛盾的转嫁对象，成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表现得最为尖锐的边缘地带，而又无法找到转嫁这种矛盾的新的资本扩张空间。于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必然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发生。由于各国所处的条件不同，由此生成的社会主义各有其特色。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历史事件，而不是单纯的封闭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事件。

　　于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生存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既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力量发展其生产力，又要用社会主义力量与方式来解决资本扩张过程所生产的内在矛盾。这是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难题与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产物。社会主义首先必须逐步消除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确立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来生产。邓小平将这一思想发展为“三个有利于”，即除了社会总体与每个成员的需要外，再加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计划和市场。企业的价值增值，只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实现的颠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是邓小平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正是用社会主义力量来驾驭与导控资本力量，使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分配与使用方式，纳入到“以人为本”、“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主义轨道，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

　　至此，我们建立了贯穿着物质生产实践观与剩余劳动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既是这一整体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又结成不同分离的内在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