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有的肯定曰其有，有的否定曰其无，数以百计的各种解读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中国未来，悲观者预言中国危机四伏，不出三年必定崩溃，乐观者相信中国经济体不出十年即会超过美国，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世纪。直面中国堆积如山的大大小小各色各样问题，人们提出了互相矛盾的无数建议：从怀念一律公有、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所有人都只能凭票证得到有限供应的“平等”，到力主全盘私有化、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以及人人在市场交易、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从倡导新权威主义，到倡导与之截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从确保人们成为“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到努力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从法律至上、宪政至上的“公平”与“正义”，到理想至上、道德至上的“正义”与“公平”；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彼此完全抵牾，但每一主张都振振有词，似乎都真理在握。

　　我们所生活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活跃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严肃而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踏踏实实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

　　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而所谓中国化，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其实就是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实际，立足当今世界的实际，充分利用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全部主客观条件，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文明自己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突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完全缺乏心理准备的不少中国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对自己的文明不再那么充满自信，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么。然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奋斗中很快就开始觉悟，找错，是必须的，但只是找错，又是不行的。这些人几乎都曾非常热心地诚心地或师法过西方，或师法过苏俄，力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富国强兵的妙法良方。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失败互相交错的反复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说来，尤其如此。

　　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

　　怎样才是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走自己的路，其实就是非常积极而自觉地“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以“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但这种变更终究是有限的，因为先前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已“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蹴即就，在这一进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犯过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人们终于逐渐明白了，无论如何努力，终究避不开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演进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的制约，客观条件如此，主观条件也不例外，因为哪怕是全新的一代，他们身上也无法做到绝不保留先前历史所遗传下来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今日之所以能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功，其实，就是在前辈不断努力探索努力实践的基础上，在这一个根本点上，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决策与行动都更为自觉，更能持续。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

　　今天，中国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要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

　　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而论，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就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际理论与实际的影响下，一些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一一碰壁，因为这些方案一旦付诸实施，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

　　再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而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是一种经济结构。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这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家庭关系，打破家族关系，打破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党派关系，同样，在实践中，人们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有其黑暗与残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为一体的积极功能。事实恰恰证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多层面的内涵。至于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一旦付诸实践，面对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族类如此复杂、各地区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实际，经由这些方式产生的治国者未必就是社会精英，清末新政以来代议制和总统选举所导致严重的政治混乱，以及所演出的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

　　中华文明的四大伦理原则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四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为，我者与他者相较，他者为先，他者为重，以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会，方有我的成长。“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特别是崇高德性普施，谋求“天下文明”，都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则不同，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我者为先，我者为重，他者为次，他者为轻。西方四大观念的输入，给中国人先前一直被压抑着的自利主义、纵欲主义及竞争意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根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并空前激化了中国先前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的四大伦理原则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搏击。事实表明，后者缺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会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前者缺位，不将后者的作用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可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毁于一旦。

　　世界各种文明盛衰存亡的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无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冲突。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同样经常处于内外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也曾多次因过于安逸而一度衰败甚至危亡，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

　　16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便必定能够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序言）